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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捐监政策带来的巨额利益，几令所有参与的官员利令智昏，形成了罕见而庞大的非法利益共同体。甘肃地瘠民贫，捐监本是清朝中央政府为节省国库赈济开支，不得已采取的一项权宜之策。鉴于以往此举积弊多端，才将“能事之藩司”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，委以捐监重任。但王亶望自开捐始即折收银两，“将实收总交兰州府存贮，给发各州县或多或少俱系藩司主政”，各州县领回的“监粮”，“未见买补归仓，盘查结报皆系具文”，放赈时“各属报灾分数俱由藩司议定具奏补行取结，并未亲往验看，放赈亦不监视”。待王亶望被抄家时，“估值银三百余万两。”上行下效，其他涉案人员如皋兰知县蒋重熹侵吞赈银4.7余万两，宁夏知县宋学淳侵赈银3.4余万两，金县知县邱大英侵赈银2万两，等等，均数额惊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因利益关系而沆瀣一气、荣损与共，但甘肃各级官吏的日子并不好过。王亶望利用职权对下滥索科派，名目之多，数额之大，以致时有民谣传：“一千见面，两千便饭，三千射箭。”即便如此，贪腐集团却心照不宣，内部坚如磐石，无一人检举揭发。捐监背后隐藏的权钱交易让这些人普遍受益，维护捐监政策已成为他们最大的利益。

　　捐监冒赈案在事先有所防范、事中有所察觉的前提下依然发生。王亶望赴任之前，乾隆专门召见他，明确训示只能以谷粮报捐，万不可滥收折色银两，并亲自规定捐监粮数为43石。可见，乾隆明知“外省开捐究非善事”，但仍寄希望于主管捐监的官员“核实稽查，勿使滋弊”。此外，王亶望等人的贪腐行为并不复杂，掩饰得也并非天衣无缝，开捐以来，乾隆便对短期内捐监人数陡增、监粮积聚日多产生怀疑，但出于对自己用人的盲目自信，非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验证核实，还给了贪腐者想方设法掩饰罪行的机会，特别是乾隆讯问有关疑点后，还作出“尔等既身任其事，勉力妥为之可也”的批示，更消除了王亶望等人的后顾之忧。乾隆四十二年五月，因捐监有功，王亶望被擢升为浙江巡抚。有举报称其赴浙上任时，古董、珠玉、皮张、绸缎等“囊橐捆负，数百骡驮，满载而去”，然而乾隆不为所动，八月甚至还下旨赏赐王亶望之母邓氏“御书匾额，并大缎两匹、貂皮四张”。就这样，王亶望又把贪污之风肆无忌惮带到了浙江。乾隆事后也反省，对此事“早有风闻”，“徘徊迟疑者已阅数年”。正是容忍放纵、养痈遗患，最终使涉案官员和贪腐金额如雪球般越滚越大，最终无法收场。

　　面对这一起在朝野几乎是公开的冒赈案，清政府施行的各种监督机制不起任何作用，沦为一纸空文。清朝为预防和惩治官吏腐败，从监察、行政、人事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较完备的监督机制，但收效甚微。乾隆四十二年，钦差大臣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开仓查粮，各州县官员相互报信，串通作弊，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等方式应付检查，袁守侗回京复命，奏称“仓粮系属实贮”。闽浙总督陈辉祖之弟陈严祖、江苏巡抚闵鹗元之弟闵鵷元都涉及此案，陈辉祖充耳不闻、装聋作哑；闵鹗元去信告诫其弟，令其收敛，仅此而已。该案若非乾隆亲自“层层询问”，令查办此案者“不得存好人之见”、否则“为人代担干系”，真相实难大白天下。不难看出，王亶望等人的贪腐行径早已成为朝野几乎公开的秘密，无人对其发难的奥妙，自然在于王亶望等人四处行贿，使朝廷的各种反腐败制度丧失了执行力。

　　王亶望虽然贪婪成性，早期却以清廉勤政闻名，呈现出复杂的“双面”人格和官品，极具欺骗性。据载，王亶望刚当官时，以清廉勤政、捐资兴学为人称道。任兰州知府期间，兰州府学学生为争夺学宫的租金支配权发生争执，他从府县中选出两名品行端正的绅士，掌管租金及学宫修缮事务，每年年底报销查核，形成制度，从此再未生弊端。再如，他倡导捐资，为皋兰县诸生筹措赴考路费，促其奋发上进，以至该县进士雄居甘肃各县之冠。乾隆二十八年，王亶望初次入朝觐见时，乾隆评价“此人竟有出息”。乾隆三十七年，王亶望再次被引见，乾隆朱批：“竟好，王师（姓王名师，曾任江苏巡抚）之子，将来有出息。”可见王亶望曾给乾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这些政绩为他赢得了不少口碑，扩大了正面影响，但也为其日后大肆贪赃掠财提供了绝佳的伪装。

　　“捐监冒赈”案的成因与启示

　　甘肃“捐监冒赈”案震惊朝野，涉案官员虽然都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惩处，但乾隆朝后期贪腐横行的现象却没有因此得到遏制，甚至愈演愈烈。由此来看，这一贪腐大案不失为清朝国运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表征。

　　纵观整个清史，乾隆在统治前期及中期，惩办贪污非常严厉。比如，乾隆鼓励举劾贪官，听闻督抚不贤，立刻下旨查办，并以革职抄家继之，首要之犯押解京城“廷鞫”。一旦查实严惩不贷，籍没资财入官，并株连子孙。然而，乾隆时期督抚侵贪案件数量之多又是空前的，特别是到了后期，甘肃捐监冒赈案等大要案接连出现，根本防不胜防。个中原因十分复杂，究其根本乃滋生腐败的土壤与皇权至上息息相关，与封建社会政治、经济紧密相连；从当时具体历史背景来考察，此现象还与乾隆对惩治贪污犯的政策调整有直接关系。如，乾隆六年明确，贪污官员不仅应于限期内完缴赃款，还要发往军台做苦力。乾隆二十三年规定，犯有死罪的赃官，再也不能以家产来赎命。同年九月，又废除贪污官吏在限内完赃可减刑的旧例。乾隆四十二年，又重申“亏空钱粮入己，限内完赃，不准减等”……这些法律条例愈来愈严厉，对贪污官员极有威慑力，利于遏制贪腐之风。但乾隆四十五年，和珅任户部尚书时，为满足乾隆个人的奢侈生活，开始实行“议罪银”制度——即议罪罚银，主要针对督抚等地方大员、布政使、盐政织造、税关监督及富裕商人而设，“令其自出己赀，稍赎罪戾”。罪官出资多少，视官缺肥瘠及收入多寡而定。议罪银收入，大部分供皇室消费。犯罪官员为示效忠皇上，多自愿从重认罚。只要纳银重罚，不但可以继续任职，甚至可以超擢更大的官或更肥的缺。实行议罪银制度怂恿了贪污行为，严重消弭了乾隆前期惩治贪污的效果，加速了乾隆后期吏治败坏。

　　“清代第一贪污大案”给我们的启示有五点：一是反腐败不能有“禁区”，需要执政者正身率下、以身作则，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；二是要自觉树立法纪意识，任何人都不能置身法律之上、有不受法律约束的行为；三是要持之以恒，久久为功，任何松懈或反复都容易导致贪腐之风反弹；四是要完善权力运行机制，加大对腐败风险高发领域和环节的监督力度，遏制非法利益群体集团化；五是要抓早抓小，防止小问题拖成大案要案，造成不良的政治、法纪和社会影响。（聂达）